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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与德国不同，法国宪法条文中没有直接明确的依据。

2018年《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研究论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法规制度。[29]实践表明，第三方评估的效果值得充分肯定。

需要指出，发展具有积极性、促进性，是各方主动作为的结果。[32]区域协调发展应当至少重视以下指标的考评：一是组织领导指标，重点在于区域合作机制是否建立并有效运行，包括落实地方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负责人具体负责的实际情况，合作机构的设立及其运行情况，相关部门分解任务、分工配合的实际情况，以及合作各方积极参与、有效实施的实际情况等。[19]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五、结语 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各方积极合作，而内部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合作的实际效果，可以说是影响合作运行的关键环节。如果某种行政职权由一个地方移转至相关地方行使，则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形式。

此种启动由某一地方发起，并获得其他合作方的参与。有学者认为，地方具有自治组织权或者自主组织权，这是地方设置跨行政区共设机关的基础，因此应当允许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共同设置跨行政区部门性行政机关或派出机关。④在研究层面，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研究基本平行进行，对两者的关联性研究不足。

关于我国对外关系法的渊源，有学者认为主要由涉及调整对外关系的宪法性法律、依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转化而来的国内立法以及专门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等构成。(55)霍政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内法院》，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对外关系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或国内法。涉外法治涉及的内容广泛、领域分散，关涉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领域。

对外关系法规制对外关系权力在国内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以及规制对外关系权力实施过程中对私人权利的影响。④车丕照：《〈民法典〉颁行后国际条约与惯例在我国的适用》，载《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6期。

对于一些技术性强、尚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国际性问题，软法也可以提供一种渐进性的弹性选择。近年，软法被广泛用于处理涉外金融监管、消费者保护和法律执行领域。二、对外关系法的定义：国内法还是国际法 虽然每个国家都会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但少有国家建构对外关系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19)还有学者从分配功能的角度来定义对外关系法。

国内法与国际法虽然存在差异，但关于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的一元论二元论等理论均未实质否定两者之间的联系。⑥参见曾令良：《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总之，我国对外关系法的渊源应包括：我国负有履行义务的国际法规范、与实施我国负有履行义务的国际法规范有关的国内法规范、与国内法域外管辖有关的规范、专门性对外关系立法、其他国内法中的对外关系相关规范。③参见汪洋：《加强涉外法律工作》，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6日，第6版。

实现破解的一个制度抓手就是重视我国对外关系法的研究和法律体系建设。(22)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联系为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基础。

参见莫纪宏：《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是重大的法学理论命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对外援助基本法就对外援助的定义、对外援助的目标、对外援助的原则、对外援助的管理、对外援助的评价、对外援助的监督等事项作出基础规定。

参见曾令良：《论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9期。对外关系法旨在确定不同国家法律体系之间、国内法律体系与国际法律体系之间，以及国内宪法下政府机构之间的公法事项的管辖权和适用的法律。我国虽然已有实质性的对外关系法，但既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也没有将其作为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部分，存在理论研究不足、司法实践不足、立法不足的突出问题，不能适应百年未有大变局下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大国需求。(28)参见赵建文：《国际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四、完善我国的对外关系法：从研究领域到法律体系 我国已有实质意义上的对外关系法，但未形成一个研究领域，对其理论研究不足，司法实践不足，立法不足，无法满足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现实需求。从实务角度而言，涉外法治处理的是我国的涉外事务，主要围绕我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境外实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立法、司法和执法工作。

(32) 现今一国的对外关系已不仅涵盖国家间的关系，参与对外关系的主体具有多样性，既包括国家及其政府部门也包括非国家的私人行为体。在个案裁判方面，我国各级法院可通过综合运用国际法确认的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普遍性管辖，确立个案管辖的依据，发展我国法域外适用的规则体系。

对外关系法对此可提供重要补位。参见刘楠来：《国际条约的适用与我国法制的完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

⑦虽然有学者已意识到国内法与国际法平行研究的问题，呼吁关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⑧但对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交界领域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如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我国缺少系统、清晰的理论立场。(31)不适用外国公法这个所谓原则是先验的，并无令人信服的理论上或实践上的理由作为依据，它时常同公共秩序原则重复，并且可能发生不便和同当代国际合作的需要不相容的结果。

参见彭岳：《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中的制度僵化及其解决》，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52)上述观念及现实情况需要改变。(44)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因此，一般认为美国对外关系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宪法、行政法、判例法等公法规范。

对外关系尤其是外交关系涉及国家及政府部门在国际事务中对公权力的行使，公法规范自然应为对外关系法的重要渊源，那么对外关系法不包括私法规范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其实，最高人民法院也已有类似实践。

(59)在对外援助过程中必然涉及物资、金钱、服务及/或人员的跨境流动，也必然会与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法规则产生互动和交集。早在1987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我国生效前夕，最高人民法院就曾向各级人民法院转发前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发生纠纷或诉讼亦得依据公约处理。

又如，《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属于与实施我国负有履行义务的国际法规范有关的国内法规范。

如此，不仅有利于在对外关系规制中实现对私人权益的保护，而且可通过类比国际私法冲突规范的适用，促进我国公法域外效力的实现。有外国学者对多国主流国际法教材中的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使用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发现：在中国四部主流国际法教科书援引的159件案例中，国际案例占88％，国外案例占12％，涉及本国的案例是0％。我国负有履行义务的国际法规范包括我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民商事等领域的对外事务关系而签订的国际条约、应遵守的国际习惯及达成的国际软法。前述通过发布司法解释等文件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进行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和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即可视为法律规则层面的努力。

……‘软法经常指条约之外的任何在其内容中包含预期行为的原则、规范、标准或其他陈述的国际文件。对外关系法大致是指有关一国在国内层面上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进行互动的法律制度，比如一国开展对外交往中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国际法的国内实施以及国内法的域外适用等。

2002年8月2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文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相一致的，应当选择与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相一致的解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多样性的主体在多个层面展开跨国互动。

(13)此处的互动关系涵盖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一国与其他国家公民或国民之间的互动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49)此类研究有助于确定我国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的具体法律路径。